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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是肇明、理然翻译的《安魂曲》，前者我知道是著名的翻译家，后者我就不了解了（主要是我的孤陋寡闻）。我不懂俄语，不能根据原文来解析这组诗歌，自然是遗憾的，隔山打虎，就怕出现“不知庐山真面目”的尴尬，但是，放在《安魂曲》上，这种担心却似乎稍显多虑。
诗的精髓（前提是必须要有精髓，很多号称是诗，或者尽量打扮成诗的模样令人厌恶的句子，能有皮肤就算是不错了）是用神经末梢来感知的，关键在于读诗的人是否拥有一颗多汁的心脏，那滴滴嗒嗒富裕出来的水分，便是人类起源、繁衍、生生不息的河流。
河流终归都要奔向大海的，途中烈日、龟土、原始森林、鸟类、人及一切的天地万物均沾了它的福泽，然而无论是尼罗河、黄河、密西西比河还是涅瓦河，无一例外的承载了文明与蛮荒，眼泪与欢笑。在这条大河奔流的路上，流放、迁徙、逃亡的路因为流放、迁徙、逃亡的人，变得金光闪烁，那种被称作精神的物质，重铸了空气、尘土、水、血肉及朝圣的殿堂。
然而，精神是一种类似于炮弹的金属，它的发射方向性、原则性、悲剧性很强，不是高尚的灵魂把握不到这悲剧中的美，更体会不到这美中沉甸甸的分量。《安魂曲》完稿于1935—1940年，可是直到1987年3月才得以在前苏联国内问世，其内容博大广弘，有非常完美的艺术性和非常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这就是其迟到了半个世纪的缘由了，但这更是其在被不公正搁置了半个世纪后，仍旧郁郁葱葱，光彩照人的原因。诗人在其晚年的自传中说道：“我在写诗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响彻着我国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旋律之中”。
该组诗共分13个部分15首，以下我将按照顺序一首首予以介绍。
献辞
在这类痛苦面前
高山低头、大河断流，
但牢门紧闭，
“苦役的洞穴”
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
清鲜的风为某人吹拂，
落日晚照为那人温柔。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处都一样遭遇，
只有钥匙声咬牙切齿般侵入耳鼓，
还有，是兵士那沉重的脚步。
我们起床，仿佛是去赶早晨的弥撒，
我们在荒漠了的首都走过，
在那儿相逢，比死人更了无生气。
涅瓦河咽雾茫茫，太阳暗淡，
但希望始终不渝，在远方高歌。
一声判决……顷刻间泪于滂沱。
我已经远离人群，茕茕孓立，
如同从心头夺走了生命，
如同粗暴地被打翻在地，
但是走着……蹒跚着……一名妇女……
在遭逢凶险的两年之后，
我那失去自有的姐妹今在何处？
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雨中她们能梦见什么？
在月圆之夜她们又能隐隐绰绰幻觉什么？
我要把临别时的那一份敬意给她们捎去。
（1940年三月）
1938年3月，诗人的儿子再次被捕入狱，在列林格勒他受到了17个月的审查，并于1939年8月17或者18日奔赴流亡的路途。列林格勒监狱探监的日子是琐碎的、现实的、艰难的，只有黑面包和不放糖咖啡的日子。
一个包着围巾的妇人，一位出身优越的女士，一个声名卓著的诗人，一位政治囚犯的母亲，一次次，在寒冷的北部城市排着队，等待探视遭罪的儿子。不同于高尔基的《母亲》，这种入狱不明不白，儿子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因为他是某某的儿子，错误的是因为那个时代。母亲心中只有悲愤，“在这类痛苦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但牢门紧闭，／‘苦役的洞穴’／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
那是怎样的煎熬，诗人拖着病弱的身躯，在黑色的人群中默默祈祷，听着士兵的脚步，跟着这脚步，去到关押儿子的牢狱，然后看着士兵从裤腰带上取下钥匙，钥匙稀哩哗啦冰冷作响，胡子拉碴的年轻的儿子从低矮的牢门中钻了出来，站在母亲面前，可以看到镣铐，可以听到北风的呼号，但是没有眼泪，在相逢的一瞬间，“清鲜的风为某人吹拂，落日晚照为那人温柔”，一切苦难都诗化了。
日复一日，在心惊肉跳、焦燥不安中度过，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在暗处窥视，无法对抗的诗人，只有赶在命运之神作出判决之前，尽可能多的挽留这瞬间的美好时光。于是，“我们起床，仿佛是去赶早晨的弥撒，我们在荒漠了的首都走过，在那儿相逢”。也许，诗人的感觉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和母亲一起去教堂唱赞歌、望弥撒的平静的生活。
诗人的丈夫在青年时代给诗人献诗：我的花园里种满鲜花，你的花园却满是忧郁。诗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即使在幸福中也仍旧莫名的担忧，少女时代都是这么度过的，中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把这叫做“甜蜜的忧愁”。可是，在鲜花和唱诗中，一切天翻地覆，星移斗转了，少女成为了苍老的妇人，成为了囚犯的焦虑的母亲。“我已经远离人群，茕茕孓立”，没有可以依靠的大树，自己就是儿子的支柱，在看不到希望的茫茫河上，太阳暗淡了，重新提炼了生活的诗人果敢地寄托于将来，“但希望始终不渝，在远方高歌”，儿子不能死去，必然有可以解救的方法，一个母亲用生的力量对抗着死的威胁和恐惧，并且勇敢的关怀着四周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民。在探监时诗人被作为一个诗人（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母亲）给人认了出来，“她凑近我的耳朵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么’？我说，‘能’”。
于是，诗人开始了她的描述，描述的是“这儿的情形”，而不仅仅是“我的情形，我儿子的情形”，诗人的关怀是全民族的，是对俄罗斯历史的关怀，对人的关怀。所以，在献辞的结束部分，诗人关切的写道：“在遭逢凶险的两年之后，／我那失去自有的姐妹今在何处？／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雨中她们能梦见什么？／在月圆之夜她们又能隐隐绰绰幻觉什么？／我要把临别时的那一份敬意给她们捎去”。
序曲
这事仅仅发生在当尸首微笑，
为永恒的安宁感到欣慰的时候，
列宁格勒像是个赘疣，
就在自己的监狱前晃悠。
那是业已判罪的一群走过，
痛苦使他们惊慌失措，
机车鸣响了汽笛，
是一声声告别的歌。
死亡之星高悬我们的头顶，
在鲜血淋漓的皮靴下，
在玛鲁斯黑乎乎的车轮下，
无辜的俄罗斯在痉挛挣扎。
（1935）
很多时候看到序言，就知道整本书的基调，黑色的、灰色的、红色的、橙色的、白色的，等等。有些人出书，好请名人来作序，这样的序言大抵是溢美之词，天花乱坠之间，反而消磨了读者的锐气，寻思先做个家务，聊个天什么的，回头再来看也不迟。我们往往做出与作者愿望相反的决定，司空见惯的思考和华而不实、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的语言，让人怀疑，是不是真有那么多可读之物。就好比面对一筐梨，无论汁水多诱人，一个甜美，二个管饱，三个乏味，四个就腻味了，从第五个起，想不倒胃怕也难。
神来之笔何其难，王勃作《滕王阁序》直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才引起滕王的注意；千古绝唱，南朝江淹的《别赋》只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就令人唏嘘不已，非一气呵成的看下去不能罢休。《安魂曲》本来指的是对灵魂，特别是死去的灵魂的追怀和慰寄，应该是很平和、伤感、廖阔、神秘的，而读者在这短短十二行，仅仅三个句子里，闻到的竟然是强烈的死的气息。这和整组诗有暗合之处，摆在开头，却令人有难以呼应的震憾，悲壮、吃惊、痛苦、高傲，每一行字都有至少一个意向，每一个意象都孕育着无穷的苦难和力量。
虽然很多人都自称看过《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恐怕能留下记忆的还是《布拉格之春》（《生》的电影版）里面裸女追逐的镜头，真正的举重若轻，本是在痛与欢的峡谷中疾走，在生与死的搏斗中鸣地歌唱的。所以“机车鸣响了汽笛，／是一声声告别的歌”，和传统中英雄的离去同样悲壮，同样礼遇，同样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这是东正教必不可少的仪式，也是英雄主义某种象征，哥萨克们策马驰骋，号角齐鸣，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死亡为终结。即便是死亡，也是多么的高尚与光荣，为了这俄罗斯的高尚和光荣，死亡是必不可少的祭奠。
本来是政治犯在恐怖主义的高压和迫害下，被迫走向苦役、流放、死亡之旅，诗人的笔下，却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因为年轻时候的风流债而在良心谴责中走上了政治流亡的路途，最终和他青年时代的女友（现实生活中的妓女）同时得到了《复活》。最底层的、最上层的，贵族和妓女，在上帝面前平等了。
诗人想表达的深层次的东西，被巧妙的夹杂象征，“列宁格勒像是个赘疣，／就在自己的监狱前晃悠”，这是个多么可笑的政治欢场，正直的人被遭受迫害，君子带着镣铐前行，跳梁小丑们演绎着历史的独幕剧，“那是业已判罪的一群走过，／痛苦使他们惊慌失措”，既是诗人的儿子、丈夫、革命者、道德完善的人们，也何尝不是害人者本身终将要面临的裁判？也许，在上帝面前，在良心面前，在革命的信仰面前，在人类的历史面前，审判庭业已开庭，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与罚，终难逃脱。
诗人开篇便说：“这事仅仅发生在当尸首微笑，／为永恒的安宁感到欣慰的时候”，这事便已明了，永恒是清算的见证，安宁是彼岸的胜利，但是，诗人的笔触并不是一味的哀愁、激动、愤愤不平，如果是这样，这首诗就失去它最重要的意义了。我们所看到的是站在高处的讽刺，是胜利者才会有的冰冷的寓言。一个老妇悲哀的举起双手，“这是什么样的世道”，何如，一位诗人，热切的捂住胸口，坦然面对死亡、面对血和囚车、面对俄罗斯的痛苦和微笑。
在俄罗斯同时代的象征派诗人巴尔蒙特的《致高尔基》中，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这种力量：“有力的人／你从底层走来／你从深深的、奇妙的、浑浊的底层走来／你的世界是深渊／……你的世界是猛烈的抗议／愤怒／非正义长久束缚的心灵之呼号……”。
作为一个女子，卫国战争时期曾经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奉献诗篇，阿赫玛托娃试图这一次是在光荣的阵营以外为自己、为民族辩护，为他人、为将来思考，“死亡之星高悬我们的头顶，／在鲜血淋漓的皮靴下，／在玛鲁斯黑乎乎的车轮下，／无辜的俄罗斯在痉挛挣扎”。她眼中是痉挛的俄罗斯，生了病的祖国，但是，在“鲜血淋漓的皮靴下”，受难的她却并不因此责难伟大的母亲，而是发出思索的声音：无辜的俄罗斯，也许还是，被蒙蔽的俄罗斯，高烧的俄罗斯，挣扎着的俄罗斯。
象征主义充斥其中，妄图减轻痛苦，点燃希望，即便是黑色囚车也以“玛鲁斯”指代，这使得熟悉苏联民歌的人们很容易就回想起“《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样美丽的炮声。
——《读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作者：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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